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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高教人才危機 政院不能無感

2016-01-12 03:00 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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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來台刊登廣告，將招攬100名台灣正、副教授等高教師資；福建省去年招聘了132名台灣高教師資，今年將進一步招聘200名。另外，廣州中山大學南方學院也已經擁有50位台灣籍教授，占該校師資一成左右。這幾則新聞，已將台灣高教界擔心的人才危機表露無遺，政府若未能積極回應，則高教危機將迅速引發，連鎖導致菁英大學生外流，頂尖高校將蛻變為「非卓越人才」培育所，高教危機將導致國家危機。
這些消息披露後，教育部卻認為「台灣培養的博士被世界其他地區聘用是好事，代表我們培養的博士水準被肯定」。這種回應將問題過於簡化，若非對問題缺乏理解，就是在刻意美化問題。此一問題五年前即被學界提出，而且日益嚴重，政府卻毫無作為；似乎非得等到台灣頂尖高校已找不到優秀師資後，政府才會開始檢討。
事實上，中國大陸向台灣招聘的，多不是台灣本地培育的博士，而是原來在先進國家獲得傑出學位，回台任教的最出色人才；極少數才是台灣本地培育的博士。大陸大學提供的年薪表面上約為新台幣120萬元，但另有住房補貼、科研啟動費用、安家費、保險、機票等，加上大陸一般生活費用低於台灣，實際上約有台灣兩倍待遇，且對教授在外兼職收入幾乎沒有規範，不像台灣處處設限，因此對年輕優秀學者的確具有誘因。對台灣的資深傑出教授，更常以行政職務和高薪挖角，特別是香港和新加坡。華人地區大量挖角台灣優秀教授的結果，將導致以後台灣高校中的傑出教授愈來愈少，優秀高中畢業生只好外流到其他地區接受高教，「人才外流」的狀況逐年嚴重，台灣的未來將黯淡無光。請問，這若不是國安問題，那甚麼才是？
中央研究院是最早感受到人才外流威脅的機構，2011年5月，翁啓惠院長在立法院已經指出，五年來中研院辭職的61人中有半數是被三、四倍的高薪挖角。同年8月，中研院慎重發表了「人才宣言」，強調我國「正面臨空前人才失衡危機，需要不分朝野共同回應」，「各國均將人才爭逐視同作戰，大幅修改國家法令與政策，但台灣卻還未能面對事實，不知危機將至…」這份由中研院長翁啓惠、台大校長李嗣涔、蔣偉寧、高希均、施振榮、林懷民、嚴長壽等多位學界和清流人士署名的宣言，引發了馬總統重視，並在國安會議中提到「台灣人才流失已成為國安問題」。但是，時間流逝了五年，問題年年惡化，2013年8月國內首屈一指的衛星遙測專家陳錕山竟然棄職投靠大陸「千人計畫」，報效對岸的國家實驗室。如今，對岸公然侵門踏戶，撼動我高教基石，政府卻無任何有效作為，只能以「人才外聘是好事」回應？
事實上，台灣高教人才外流的根本原因，是軍公教三者薪資綁在一起，政府在債務高漲下又多年無力調薪，導致高教待遇每下愈況，根本無力和外界競爭。最高學府台灣大學的多個科系，已連續數年聘不到可用人才，好不容易有理想對象時都被星、港高薪攔截，台大只好自己想辦法大幅加薪6萬元因應。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將軍公教三者分途，或將高教師資由一般教職人員中抽離、單獨敘薪，才可能以有競爭力的薪資體系，留住優秀人才，為國內培育菁英人才。目前，一套教職薪資適用於小學到大學教師，從最菁英的台大到所有公立院校，不管教師品質和教研投入狀況，待遇都一視同仁，這可能是全世界最社會主義的做法。這種假公平的敘薪制度已成為國家進步的障礙，造成連馬總統也承認的「國安問題」，不是教育部能夠單獨解決的；但行政院沒有適當作為，總統的關切也僅止於口惠。請問，國家要繼續如此沉淪下去嗎？
 
 

經濟／整合創新應用 打造產業新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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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產業整併 轉型升級的當務之急

近來有關陸資來台收購企業的新聞相當多，也引起台灣藍綠兩方的爭辯不休，立法院更決議，現階段政府不得開放陸資投資IC設計業，至於大陸紫光擬收購矽品等三家半導體封裝測試廠，則應嚴審並在明年520後再做決定。一場攸關台灣開放鬆綁及產業競爭力的討論，再度成為政治考量下的祭品。

不過，即使陸資來台投資IC設計業的政策已幾近關門，但台灣產業嚴峻的挑戰依然持續，尤其是產業面臨重大變革，整併仍然是轉型升級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因為只要觀察台灣每個電子產業分項，都還存在著許多同性質的企業，大家重覆做一樣的事，也都在成熟市場中激烈地廝殺，若能夠透過整併，形成幾家強大的企業，對台灣產業的健康發展一定大有幫助。

整併對產業還有更積極的意義。過去台灣最強的就是專業分工，在每個技術與元件的分工中都做得很好，但是面對未來大智移雲（大數據、智能、移動及雲端）的趨勢，各種軟硬體技術的跨界整合成為關鍵競爭力來源，只有加快產業整併，才能發揮出更強大的整合力量。事實上，台灣的人才和資金都很有限，產業政策不可能以大國為師，什麼事情都想做，如今面臨巨大挑戰，更應該用減法來重整聚焦。重覆的事情不做，不夠創新的不做，附加價值不高的不做，如此才能將資源釋出，朝更創新的領域躍進。此外，在企業整併過程中，民間若無法順利推動，政府公權力往往扮演關鍵要角，過去日、韓政府就有不少案例。2012年，日本政府促成三家面板業者整併為日本顯示器（Japan Display）公司，更早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韓國政府更以公權力介入，要求大財團減少多角化投資，每個產業只留下兩、三家企業，也促成了日後韓國產業在半導體、家電及汽車等領域的快速發展。

可惜的是，對照台灣的政治氣候，不僅政府無力主導產業整併，又要限制企業進行國際結盟與收購，在最近討論陸資來台時，甚至還有人說，台灣企業被收購或入股，是因為競爭力不好才要如此做，甚至覺得企業被收購了，就意味著認輸了、失敗了。其實，買賣沒有輸家、贏家之分，能夠為企業找到國際結盟對象，絕對比單打獨鬥要強得多，社會上普遍存在許多錯誤觀念，才導致台灣在整併行動上一直受阻。

此外，政府目前在併購法規上也有諸多限制，例如若被收購一方還沒有獲利，就要求收購方一定要用現金買，不能用股票來換股，過去這種規定是為了防止有人會利用這種收購方式讓小公司夾帶上市，但這種從防弊的想法來設計的規範，卻成為企業整併的阻礙，因應產業發展新趨勢，法規必須調整。

事實上，企業透過收購補強本身的不足，已是歐美企業習以為常的作法。美國柏克萊大學教授Henry Chesbrough，就曾提出一個開放式創新（open innovation）的觀念，意即企業不一定要從頭開始做研發，透過併購去外面買好的專利與技術，對公司的轉型與升級會有更大的幫助。這種開放式創新的概念，對大公司來說更顯重要，因為CEO要為每季的業績負責，必然把資源放在主力業務，很難分出心力做研發創新，所以透過併購小型新創公司，來增強本身創新能量的不足。因此，透過收購來推動企業進一步發展，也就是所謂的購發（Acquire & Development），有時候會比內部的研發（R&D）來得更快速有效。正因為許多歐美企業都朝開放式創新的方向走，才讓跨國併購如此興盛，而創業家因為有這種機制，也就不一定只有股票掛牌上市的選擇，如此也會促成社會上更多創新創業的活動，產業轉型升級自然更為順暢，這也是值得台灣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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